新长征路上的“东北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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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长征路上的“东北F4”

倘若不找出症结所在,恐怕明天的东北还会重复昨天的故事。

来源 | 凡夫俗子话财经(ID:eric_fuzi)

文|凡夫俗子

几年前,电影《煎饼侠》以恶搞爆笑的剧情收割了不少粉丝,片中也不乏各种大佬的友情客串。不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莫过于四位来自东北大地的男子天团组合。凭借出彩的表演,“东北F4”的绰号也开始名震江湖,并深入人心。

不过最近几天,又一个“东北F4”进入到人们的视线——当然,我指的并不是上面四位“男神”。

自打那位号称“史上最牛80后”的邻国领导人宣布“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与韩国首脑完成了历史级的会面后,普罗大众几乎都对整个东北亚地区的稳定持续发展态势持看好态度,而这也让我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

新长征路上的“东北F4”

为此,东北四大副省级城市——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都在积极地进行城市规划调整,多个规划编制会议也在陆续召开。比如,5月7日,哈尔滨提出“要把黑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对哈尔滨作出的发展定位(把哈尔滨建设成为东北亚具有重要影响的现代化城市和哈长城市群核心城市),贯彻到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中,不断提升城市的承载力和竞争力”;而长春、沈阳、大连也在不遗余力编制新一版城市总体规划。

新形势下的“东北F4”不约而同地蓄势待发,正剑指引领东北振兴的光荣使命。

想要引领东北振兴,至少三点因素不能差:城市规模、经济总量、产业成熟度。对于“东北F4”来说,这些条件几乎全都具备。

首先,城市规模不用怀疑。身为副省级城市,级别就要比省内其他城市高出一个逼格。而且从人口上看,截至2016年底,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的人口总数占全省比重分别为25.32%、27.55%、16.77%和13.61%,各自城镇化率也分别为48.6%、59.02%、80.55%和72%,省内大城市的标签自然当仁不让。

其次,经济实力不容小觑。从总量上看,哈尔滨和长春的GDP均位居省内榜首,大连和沈阳则分列辽宁省前两名,且均大幅度领先于省内其他各城市;从增速上看,除了沈阳外,其他三市2017年的GDP增长速度皆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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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产业成熟度各有千秋。哈尔滨坐拥四大主导产业——装备制造、医药、石化和食品,长春汽车产业的飞速发展令人眼红,沈阳以装备制造为核心的重工业外加首屈一指的科教实力让其笑傲东北,大连则凭借自身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其作为东北地区金融、航运、贸易、物流中心的独特地位也在逐步凸显。

而今在新形势下,由于“东北F4”的境况不同,各自发展愿景也有所差异。例如,沈阳的最新定位为“到2030年,率先实现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走在东北振兴发展前列,建成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中心、先进装备智能制造中心、高品质公共服务中心等”;大连则将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全面对标上海与其他国际一流城市,并要“逐步建设为经济繁荣、和谐宜居、生态良好、富有活力、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城市和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国际物流中心”,大有同沈阳争辉之势;而哈尔滨和长春则可能是更多在省内发挥作用。

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他们不仅要实现自身发展,更要设法拉动整个东北地区的经济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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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增长极理论”,主要是说在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区域里,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拉动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以求实现其自身与整个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而这个特定的地理空间就被称为“增长极”。

说得具体一点,增长极应该是那些区位条件较好、拥有独特的资源秉赋的地区,具有创新能力的推进型单位(企业或产业)率先得到发展,推动着与之关联的前向、后向和旁侧部门企业和产业的发展,延伸产业链,推动区域增长极的形成和增长。随着区域增长极的规模扩大,区域增长极的辐射力增强,经不同的渠道向周围腹地辐射和扩散出较强的经济增长波,从而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

从眼下来看,东北三省俨然已经拥有四个增长极,倘若能够各司其职并形成有机互动,那么东北振兴理应不是难事。

可是,这并不是“东北F4”刚刚才接到负振兴东北的使命;而放眼东北,除了这哥四个之外,能拿得出手的经济强市似乎并不多。

敢情大家都寄希望于实力强大的“F4”来帮衬一把,结果“F4”只顾着自己发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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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个剧情也不是不合理。根据增长极理论,中心城市对落后城市并非只有积极的影响,因为当中存在着两种效应——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对于前者来说,中心城市会不断吸引落后地区的资金、人才等要素,从而带给落后地区的是下降的循环累积,进而导致中心城市与落后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之于后者,中心城市的发展会惠及落后的地区并给其带来上升的循环累积,从而使得落后地区同中心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小。

京津冀和长三角,便是两种效应的真实写照。

尽管国家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没少投入,但不可否认的是,以“F4”为代表的中心城市们虽然发展迅速,却并没有带来良好的扩散效应,由此也出现了与周围地区相割裂的“孤岛经济”后果。

倘若不找出症结所在,恐怕明天的东北还会重复昨天的故事。

新长征路上的“东北F4”新长征路上的“东北F4”

其实,问题根源也很显而易见:作为增长极的“东北F4”之所以扩散效应没能很好地形成,肯定是扩散的“通道”运行不畅,制约了区域经济从不平衡发展向整个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转变进程。

那么,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扩散“通道”的阻塞?

先不急着回答,我们可以看一下东北地区中心城市与落后城市的发展状况,再来寻找答案。

尽管自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东北地区各城市经济已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仍然难以掩盖不同区域未能形成有效合作与分工的问题所在。

从产业层面看,问题有二:

一方面,区域产业结构趋同,让东北经济一体化不够高效。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东北各省区不仅在地理区位方面相互接壤,在禀赋、产业和市场等方面也存在不少相似之处,容易形成封闭性的同质化产业结构。举例说明,黑吉辽三省都将汽车、石化、制药、食品加工列为重点发展产业,并长期致力于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数量上的扩张,却没有在资源开发或产品结构上形成各自独有的特色,不同地区同类项目低水平重复建设态势明显。如此一来,势必会导致彼此竞争,企业间的关联与协作难以开展,从而使区域整体优势无法形成。

另一方面,产业链条断裂、产业集群效益较差。作为传统的重化工业聚集区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理应具备形成石化、钢铁、装备制造、汽车等产业链条的客观基础。可事实上,东北各地区在产业发展上还是机械性的板块结构,“聚而不集”的问题尤为突出,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协作配套关系发展不充分,产业链条未能很好衔接。由此造成大企业的产业优势和原料优势不能得到有效发挥,使得东北地区主要产业应有的集聚效应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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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城市间的经济梯度层面来看,问题同样有二:

一方面,两极分化明显,缺少处于中间层次的城市。由于不同城市之间协调机制的缺失,让整个东北的经济格局表现为中心城市处于绝对优势、而其他城市不能很好衔接的格局,从而表现为作为增长极的中心城市对落后地区“极化效应”的产生。同时,区域内部没有形成有序的梯度,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发展不足,缺少发挥过渡作用的中间城市,造成城市间良性互动不足。这也是东北地区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差距所在。

另一方面,经济二元结构突出,城乡经济差距过大。东北为典型的经济二元结构,中小城市欠发达,配套条件相对薄弱。这带来的直接障碍和问题便是:落后和边缘的地区没有能力引进、吸收、消化周边发达地区或中心城市各种必要的生产要素;反过来,发达地区所出现的产业聚集、形成的产业规模和产业链,因为找不到适宜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而鲜有机会向周边落后地区推广和扩散,进而影响了合理经济梯度的形成。

以上种种,均为“东北F4”增长极未能形成良好扩散效应的直接反映。

再回到刚才的问题: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增长极扩散“通道”的阻塞?

体制环境。

增长极的扩散效应,扩散的内容是资本、劳动力以及先进技术等要素;各种要素资源能够在增长极与周围落后地区之间顺利流动,不仅是增长极扩散效应得以形成的基础,更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前提。从资源配置的手段上来看,能够促成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的,正是市场经济体制。

然而,东北的市场经济环境并不好。

由于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渗透到政府、企业和民众的方方面面,固化了东北的发展理念,使之成为难以扭转的体制惯性;而资源优势随着资源价格的回落、去产能的推进也变成了“资源诅咒”。东北地区各级政府的危机和忧患意识缺失,加之法制化、市场化程度始终落后于建立创新型国家和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给东北经济整体转型带来了多重阻碍。

与此同时,在长期的振兴东北计划中,国家的政策、资金和项目支持主要放在以国有企业改组改制为重点的体制机制创新上,设法通过国有企业扭亏为盈,摆脱困境。可是要知道,大国企往往都集中在中心城市内,因而这一系列举措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东北地区国有企业的绝对主导地位并延缓了市场化进程,更加强化了中心城市的优先发展,再加上不同城市间因行政主导而造成的较为封闭的地域限制,落后地区未能被惠及自然也是情理之中。

要想打通“东北F4”增长极向落后地区扩散效应的通道,让生产要素能够实现跨区域合理流动,破除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陈旧观念并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现代市场体系是当务之急。

更何况,好的市场环境还是打破“投资不过山海关”魔咒的关键所在。

但是,全部交给市场也不是万全之策。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赫西曼的观点,在纯粹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由于要素总是倾向于往成本低、效益高、利润大的地方流动,因而当大量资源涌入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时,反而会加强极化效应。这与增长极城市拉动落后地区发展的愿景显然是相悖的。

所以,此时便需要政府应发挥其调控的宏观性与整体性特质,重点引导培育和不断发展完善区域市场分工体系。特别是落后地区的政府,更要全面考量当地缺乏创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和产业经济基础薄弱的现实,充分挖掘经济落后的后发优势。依托增长极,发展线性或扇面而非网络式的企业分工,并在有条件形成产业集群的产业链条环节中,尽可能实现对中心城市成熟产业扩散的承接,从而形成城市间产业与经济的有机互动与配合。

一言以蔽之,将市场经济拉动力量与政府调控推动力量有效结合,才是发挥“东北F4”增长极引领作用,并带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取胜之匙。新长征路上的“东北F4”

东北亚地区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诚然为东北振兴的局面提供了积极的因素,四个副省级城市的雄心壮志也让了东北老百姓看到了新的希望。

然而,当“东北F4”分别摩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时,他们必须意识到:要想引领东北经济整体发展,除了“打铁还需自身硬”外,荆棘密布的前路仍然存有诸多挑战。仅靠他们四个,还不足以支撑东北大地的全部。

振兴东北,任重道远。不仅“东北F4”,东北其他各地区,也还有很多很多事情需要做。

路漫漫其修远兮,“东北F4”,正在新长征的路上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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